很显然,这是一组非常鲜明的制度比较案例。按常理来说,Y君的信用污点并没有任何物质性惩罚,比不上我们对那些小偷的物质性惩罚来得严厉。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似乎恰恰相反。日本基本上没有什么小偷小摸的现象,我们在早大到处可看见那些没上锁的新自行车。而我们近些年为了防止小偷,大家不得不购置高昂的锁具,有时候甚至超过车本身的价值。
难道这是一个简单的道德因素所导致的吗?我必须承认,这里肯定会有一定的经济发展因素。当中国的经济发展达到日本的水平,我完全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人民的道德水平和整体素质也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不容回避的一点是,对于偷窃这类犯罪事件的惩治方式不同,本身就有可能会影响到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分叉。这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知识语境中,通常被称之为“制度的内生性”。
我们不妨还从制度的本质来解释这一差异及其可能的影响。
不可否认,由于警察局对这些事无巨细的小案件具有很高的监督成本,在有限的警力配置下,警察抓住小偷的概率实际上仍是非常小的。或者,由于高昂的监督成本,使得警察局实际上不会配置太多的警察。正是这一点,也使得有不少的人抱着侥幸的心理进行偶尔的或者经常性的行窃行为。
在中国对小偷的基于物质性的惩罚机制之下,期望成本就可以用一笔固定的处罚价格来衡量,加上被抓的概率p很小,那么使得期望成本E(C)很容易小于期望收益E(Y),这一内在的制度激励会不断激励小偷的偷窃行为。举个比较通俗易懂的例子,如果小偷被抓住之后的处罚是10000元(应该是很高的处罚,远远比我同事告诉我的数字要高得多),而小偷一个月被抓的概率是0.1,那么期望成本E(C)=10000×0.1=1000(元)。假如小偷每偷一辆车的平均所得为100元,那么只要他每个月偷10辆车就可以实现盈亏平衡点。因此,为了抵消他在物质惩罚上的损失,他不得不变本加厉,加大行窃次数,由原来的10次增加到100次,那么此时他的期望收入就变成9000元。这一收入水平应该远远超过一般工薪阶层的工资水平,这样又会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偷车的行列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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