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巨灾风险模型公司AIR环球公司（AIR Worldwide Corp.）最近全面估计了四川大地震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所有投保和未投保财产损失可能超过1400亿元（200亿美元，这是他们公布四套评估方案中最保守的方案，实际的损失可能远要比此严重得多。而且，实际上这些也只是直接的地震损失，还没加上间接的、动态的损失，此次地震的经济损失不可估量。对于某些国内经济学家发布震灾有利于经济增长之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无论是理论逻辑上，还是人道上都是存在很大的瑕疵）。其中，投保损失可能达到20亿至70亿元。这一评估涵盖了家庭财险、企业财险和建筑工程险的损失。这一组数据也说明，绝大部分地震损失应该都未在投保的财产损失之中，那意味着此次自然地震带来的庞大经济损失可能还是需要个人或者其他经济主体来承担。这对于那些无家可归、蒙受丧亲之痛的灾区人民来说，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以目前的状况来看，灾区人民首先要维持眼前的生计，未来的重建是一个充满无限不确定的未知数，他们在群体能力上偿还巨额贷款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本来，一旦发生了地震、山洪这样的自然巨灾，保险机制就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遗憾的是，时下许多购房者在购房时并未投保意外房贷险。根据我国保险业通行的《个人贷款抵押房屋保险条款》的规定，由于“地震或地震次生原因”所造成“保险财产的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目前，基本房贷险并未将地震列为理赔范围，基本房贷险主要保火灾、爆炸、暴雨、台风等条款列明的13种自然灾害，一般不保地震险，但有的保单会将地震险列为拓展条款。中行、工行这些国内商业银行的房贷投保主要为基本条款，即将地震列为除外责任，但东亚银行、恒生银行等外资银行的房贷投保一般会扩展地震等条款。自然，按目前的这些投保情况，银行的确没有责任来负担相关的风险损失，而那些没有投扩展房贷险的住户也不会得到保险的赔偿损失，所有地震的房屋倒塌风险都有住户个人单方面承担地震所带来的风险损失。因此，虽然道义难容，不过银行仍可诉诸法律，强制执行那些在地震中损失了房屋的业主们每月的按揭款，否则，银行仍有权收回这些未清的房产权利。讽刺的是，实际上此时那些实物房产已成一堆废墟。银行虽有收回的期权，可收回去的只是毫无用处的一堆废铜烂铁而已。换句话说，此次地震使得银行对未清房产的期权价格变为零，大大增加了银行在信贷市场的风险。

　　可见，此次地震充分暴露了国内房产信贷市场上的潜在经营风险，在经济意义上讲实质这呈现的是个人与银行的双输状态。那么，如何解决这些由于自然灾害带来的非传统性经营损失呢？一个国际的惯例做法是尽快建立房贷的第三方担保机制，尽量把这些自然灾害带来的潜在风险从业主和银行的风险转移到专业化的第三方保险公司上。

　　接下去，还剩下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既存情形下，我们应该如何办？目前政府的做法，基本上还是通过核销呆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银监会专门下发了《关于做好四川汶川地震造成的银行业呆账贷款核销工作的紧急通知》，以此通知为准展开震后的银行呆账核销工作。5月25日，震后的两周之后，中国银行在四川广元市受理了首例个人客户提出无力偿还住房按揭贷款的申请。具有浓厚政府色彩的政府调节机制，在此次抗险救灾过程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土地自古以来都是稀缺性的资源，对土地的不同利用方式也决定着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无论是工业用地还是住宅用地的需求都急剧增加。再加上劳动力要素的无限供给，而土地的有限属性大大抬高了土地相对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变得异常昂贵。按照著名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历史观察，如此环境必然加剧土地制度的重新安排和创新改革。历史上，正是土地制度的不断创新，确立现代意义上的产权制度，由此引发了引人注目的西方世界的崛起。因此，无论如何，眼前应该正是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层出不穷的活跃期。浙江永康为了破解工业用地荒而提出的“亩产税收”新思路，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永康这个号称中国“五金之乡”的江南小县，近年间随着传统五金手工作坊的突破性铺开，整个县域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可惜先天不足，山地环境成了严重限制工业用地的瓶颈，很多中小企业因此渐渐外迁武义、东阳、金华、缙云等周边市县，永康的经济增长和财政税收遂大受损失。进一步的调研数据表明，去年永康纳税双百工业企业156家，总供地1万亩，税收12.5亿元，“亩产税收”12.6万元，高于全市企业平均水平一倍。其中前30位占地不到1000亩，但是纳税4.16亿元，占双百工业企业三分之一强；后30位供地3797亩，纳税1.43亿元，亩产税收3.77万元。为了解决这些土地紧缺带来的税收流失，永康市提出一个分层供给的新思路：把永康有限的土地优先供给那些“亩产税收”高的企业，优先解决这些企业的用地困难。按照这一改革的思路，那么“亩产税收”高的企业就会留在永康，极大地发挥了永康市企业的最大潜能，也大大提高永康的国民生产总值和税收总额。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亩产税收”的思路有点类似经济学上所说的一级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也就是说，作为供给方的政府可能会在最大限度上压榨作为消费者的企业剩余。虽然政府的财政税收和动员能力得到了大幅度增强，但是如此政策必然会损失处于创业初期的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和与其他县域经济的竞争实力。如此下去，就会产生一种“马太效应”的新经济格局：大企业规模可能由此得到增强，而中小企业要不破产，要不就转移到周边的县域或者偏远的西部地区。大企业虽然在某种程度可以激励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技术创新，但不要忘了，原先分散化的中小企业竞争格局也可有效分散县域经济的市场风险。所以，“亩产税收”的思路，表面上在增强经济实力，实际上是以增大经济发展风险和经济系统运行的稳定性为代价的。

　　或许有人要说，笔者如此评述，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自古善言不美，由于近些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化，再加上政策的急剧调整，使得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变得十分严峻，浙江很多中小企业都面临着重新寻求盈利空间的压力。那么，如果不能在经济规模或者生产技术上显示绝对的优势，原先使得永康市或者浙江省赖以发展的中小企业优势是否还会存在呢？这些优势的消失是否也会挤兑近些年快速经济增长的基础呢？这些都是我们眼前亟需慎重思考的重要问题。

　　处于转型关键期的中国同样需要选择要走什么样的渡河路线，选择改革的最终“彼岸”模式。这就是几经修改的劳动合同法出台的中国社会制度大背景。只有理解了这样的环境，我们才能更清晰地理解劳动合同法的必要性和深远意义。但从目前的争论和社会反应看，我们对此还缺乏充分的认识。

　　根据本栏上篇所提的对温州企业的调研，如果我们能就在那里的所见对中国未来发展做一推论，那么劳动合同法就未必如张五常等人所说的那么糟糕，会让中国前三十年改革成果毁于一旦。一种看似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却在一种内卷化的社会制度环境中延伸出另一种有效的市场竞争结构。从表面上看，这一严厉的劳动合同法会让那些在生存边缘的中小企业走向没落，损伤了前三十年中国改革的发展动力。从短期来看，的确损失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但从长期来看却得到了国家发展的社会稳定。脱离了社会稳定，所谓的经济增长有可能只是伪命题。而且，长期以来这些为盈利而不惜代价的中小企业之间无序的混乱竞争，在相当程度上引导中国企业普遍滑入低利润和低竞争力的恶劣生存环境中。但是，在全球化竞争的大背景中，需要培育一大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大规模企业。而严厉的劳动合同法加速打压了那些低利润的小企业，这又恰恰使得那些富有竞争力的大企业生存环境得到大大改善，良好的制度环境可激发优秀的企业走向卓越，从而真正凸显出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这也意味着，随之而来的中小企业的大规模没落未必就是中国未来转型改革的困局。如果真有一大批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在生存环境的改善中得到确认和增强，这些大企业将肩负着更大的社会责任，那么全体社会福利就有可能得到较大程度的改进。由此，这一市场竞争结构的重组，实际上也能平衡制度变迁中的各方利益关系，使得那些初始并不太有效的制度却走向另一条合理的路径方向。

　　——“漫走早稻田”之十三

　　日本人的加班（日本人自己称为“残业”）和死板，在世界上估计和富士山一样有名，已成为日本人的标志性特征。一直以旁观、冷静的笔调观察日本的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佛雷德·阿伊哈特，趾高气扬地来到日本，最后在离开东京的前夕，曾留下这么一段话来描写他眼中的日本：“的确，有时候日本社会的变化会让美国人大吃一惊。总而言之，这里的人还是勤奋的，学生努力学习，路上也没有乞丐。”傲慢和由衷的敬佩并存。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都为了生活而工作，而唯独日本人是为了工作而生活。2000年，日本首相小渊惠三突然昏迷不醒，继而不治身亡。试想，哪个国家的首脑还会有如此工作的“待遇”？后来，大家发现小渊生前每天超负荷工作15个小时，而且连着几个月中间都没休息日。白木教授和我在浙大的王老师素有交往，正在江浙地区做一些国际劳资关系的实地调研。我也正好是土生土长的浙江人，所以无论是在研究工作，还是日本人所重视的人际关系上，他都会约我去他办公室交谈几句。有次闲聊，偶尔提起我老师的勤奋程度：年纪快六十，精神抖擞，每天工作到凌晨一、两点才休息，早上七点就起来工作，一天也就五六个小时的睡觉时间，甚是敬佩。没想到，白木教授微笑地对我说，和他一样，他每天也就睡四五个小时，而且也知道早大有很多这样勤奋的教授。当时虽然很不好意思地夸了他们几句，但心里仍是不太服气：人怎么可能在如此工作强度下生活呢？后来，我也问了办公室秘书Suzuki小姐和Wajima博士，这才确信白木所说非虚。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21COE－GLOPE研究中心国际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我在早稻田大学主校区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当然还是与学友们合用一间，这在东京这个高度拥挤的地方实属不易。根据当初和早稻田大学人事部所签的协议，我们这些海外招募的国际研究员每周4天、每天6个小时必须待在学校办公，当然节假日除外。称早稻田大学为日本最自由的大学名副其实，所言非虚，它果然给我们的工作生活留有非常大的空闲时间。

　　其实，与其说是空闲时间，还不如说是自由时间。剔去规定的工作时间，其它时间都是自己可支配的，这时做任何事情的机会成本都比较小，所以这里的研究环境很理想。人性化、灵活的工作安排让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研究工作上。实际上，我们除了一些集体活动或者其它大学、研究机构的会议邀请之外，基本上都待在办公室。相对于国内大学各种量化的考核压力，这里简直就是一个自由的天堂，一下子轻松了很多！在中国目前的大学教育体制下，条条框框太多，教师的行动自由很少，几乎没有什么行动裁制权。对于领导来说，如果有可能，最好一天24小时都是工作时间，每天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实际上学校也没有办法提供一个安心办公的硬件环境，哪怕一张歇脚的办公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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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权改革悠悠三十年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最近在中国的几场演讲中都反复强调，中国已经走出改革初期的浅滩阶段，正站在大河中央，选择彼岸的到岸位置。斯氏的“河中央”经济模式实际上向世人宣告：成效显著的中国改革由此进入“过大关”的关键时期。但是，大爆炸理论（the Big－Bang）的创始人杰夫里·萨克斯和另一个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则认为，尽管中国在经济上比俄罗斯获得更加卓有成效的经济成果，但这仅仅只是所有改革任务中最简单的一部分而已。一旦遇到风吹草动，中国之前取得的经济果实可能随时都被消耗殆尽，以至于前功尽弃。

　　不管你对被业界称为“骑墙派”的萨克斯的这一言论抱怎样的看法，“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整个改革的完成”此言非虚，非常中肯，它提醒我们有必要在现今GDP奔腾高走却又与高房价、高顺差并存的改革大背景中，静静思考一下，中国改革的彼岸在何处？渡河的核心究竟是什么？我们用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是否完成了改革的核心任务？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沿海地区的一些农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体制的罅隙中开始发展，慢慢把产权的思路从土地的视野延伸到其它各行各业之中。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出现了雇工在8人以上的企业。当然，当时我们还不将这些企业称之为“私营企业”，而只能是所谓的“经营大户”或“雇工大户”。不过，这些自然生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在产权上具有天生的优势，与那些具有计划体制惯性的国有企业竞争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它的成功同样也是推动中国产权改革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基本上奠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端之后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新局面。它不仅为中国经济改革获得了增量的激增，而且也推动了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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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获诺奖的第二位经济学家则是大名鼎鼎的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也不仅仅局限于委员会宣布的机制设计理论，在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上的知名度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对于马斯金的获奖，应该是在大家意料之中。这位以其深邃的理论贡献，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对经济学高级研究人才培养的突出贡献的经济学大师，代表了经济学理论上的最强价值取向。他的这次获奖，实际上也再次证明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在整个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也激励更多的经济学家追寻着这一思路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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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国的GDP总值，国外经济学家的预测和媒体的大肆炒作或许更热闹，当然有些观点是截然相反的。

　　认为中国经济总量被低估的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经济史学的主要缔造者之一、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老教授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他在最近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GDP中的水分问题。我认为，这一数据可能被低估了，因为它没有解释教育和卫生保健这样的服务业对中国人生活品质的提高”。最后，他也乐观地指出，2040年，中国GDP将达到123.67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40%，并超过美国、印度、欧盟、日本GDP总和。

　　与之相对立的观点是美国MIT前斯隆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和管理学教授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今年8月在《纽约时报》的“中国世纪？也许是下个世纪”（A Chinese Century? Maybe It''s the Next One）的文章。他通过对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作了充分的预测、计算和跨国比较，认为本世纪中国经济无论从绝对值还是相对值，均不太可能超越美国。即使中国保持当前的良好经济增长态势不变，那也要到22世纪才有可能实现。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预测，正好应了那则100个经济学家有101个观点的笑话：

　　有一天，克林顿和叶利钦在首脑会谈的间歇闲聊起来各自的烦恼。叶利钦对克林顿说：“你知道吗，我遇到了一个大麻烦。我那一百个卫兵有一个是可耻的叛徒，要刺杀我，但我却无法确认是谁。”听罢，克林顿却更加愁眉苦脸地说：“这算不了什么。令我苦恼的是，我是法律出身，对经济学基本上一窍不通，所以有个专门的经济咨询委员会，中间雇用了全美最优秀的100个经济学家，可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给的不是100个或者更少，而是101个以上观点，我根本不知道该听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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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这个以“赢者通吃”为游戏规则的世界体系中获得稳定的国家地位，摆脱“竞次”的厄运，就必须放弃原有的落后生产方式。改变现在的收入差距格局，构建一个和谐的、有序的社会结构，让大家都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未来发展预期

　　虽然近些年国内对GDP这个宏观经济指标已有了微妙变化，大多数官方机构已经认识这些指标存在某些“双失”的不合理现象，但他们仍然希望通过GDP的跨国对比来显示发展政绩。7月底，国家统计局公布2006年以及2007年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指标。根据他们修正过的数据，2006年的中国GDP达到人民币21.087万亿元，约合2.70万亿美元，与目前世界第三的德国GDP仅一步之遥。2006年，德国GDP总量为2.30万亿欧元（约合2.86万亿美元）。同时，他们也估算了今年上半年中国GDP增幅应该在11.1%至11.5%之间，而德国GDP增长率，较乐观的估计也仅为2.8%。如果全年均保持上述增长势头，今考虑到目前强劲的人民币升值态势，今年中国GDP总量将有可能超过德国。

　　看看德国媒体就知道，德国人似乎并不在乎这些，“虽然欧元汇率强势有可能推迟中国GDP总量赶超德国，但德国从心理上可以和世界第三告别了。但从经济角度看，这种告别没有多少意义”。德国最重要报纸《世界报》发表社论说，“因为国民经济带来的福利比经济总量更重要。尽管中国经济一直在赶超，但就人均GDP来看，中国还远远落后于工业国家，德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16倍”。他们不但有这种自信，反而认为中国在今后的经济追赶过程中应该更加谨慎。过热的经济增长很有可能带来长期的经济衰退，这是得不偿失的经济增长，中国应该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中吸取各种教训。

　　国内民众尽管不懂经济学家的那般计算与预测，但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目前的高通胀率、高房价以及与各阶层之间的收入悬殊差距，他们关心的是政府能稳定经济，提高工资收入水平，解决他们眼前的住房困难等生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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