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际油价再次破百且来势汹汹的猛涨之势，很多人估计，此次高油价可能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第四次石油危机”或许已悄然来临。

  不同于上一轮经济繁荣期的高油价，那时候高油价负面效应很容易被高涨的消费需求所抵消；而低速经济增长伴随高油价预期，则就极有可能产生经济学家们最为担心的经济滞涨现象。事实上，多数经济学家已预测到至少今后两年国际原油价格很有可能破百，进入120美元的新能源空间之中。只是没想到会如此迅速，而且在全球经济尚还未全面复苏的情况下就已启动。其导火线是来自于去年年底突尼斯变局所带来北非、中东政经格局大变动。

  或许偶然的一次冲突并不足以撬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但当势态以各种方式传递到北非和中东各大产油大国的时候，就会演化成一个国际性重要事件了。利比亚的政治动荡之所以能够搅动国际原油市场，主要原因并不仅因为利比亚是非洲第三大产油国，国内原油产量占全球的2%，更为重要的是，该国原油含硫量极低，通常被称为“甜原油”，是汽油、柴油，尤其是航空燃油的最佳原料，而且，这种优质原油也是众多欧洲乃至亚洲炼油厂的主要来源。

  故而，利比亚原油产量大幅缩减直接触发了欧洲市场的恐慌情绪，提高了国际市场的油价上涨预期，遂急速催高了国际油价。

  可见，本轮石油危机与“第三次石油危机”（2004年至2008年）的成因和产生机制有很大区别。“第三次石油危机”是由于全球经济复苏激发石油需求大增而引起的，总体来说，这种由需求驱动的石油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程度较为有限，而且也较易控制。这是由于旺盛石油需求引起的高油价冲击并不长久，当油价超过实体经济所能承受的合理范围时，过高的油价会抑制石油需求，从而使得高油价失去强有力的支撑基础。

  但是，由于地缘政治导致供给突然变动所引起的石油危机显然要比需求驱动的石油危机对实体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严重得多，而且持续时间更长，经济波及范围也更广。一方面，由于政局动荡、战争爆发以及大范围石油工人罢工运动所引发的石油减产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恢复，尤其在产油区，一旦爆发战争或者政治动乱，日常的石油生产活动将遭受严重破坏，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又会进一步减少生产性投资，最终对世界的原油供给量造成致命打击。

  另一方面，当原油供给趋紧的信号被国际市场的那些投机者捕捉以后，将促发国际市场新一轮恐慌情绪。由于担心国际原油市场的供需失衡加剧，各国政府以及能源机构纷纷提高预防性石油需求，增加石油储备以应对石油危机，而这种预防性需求的大幅上升，势必造成供需失衡进一步加剧，最终导致国际原油价格节节攀升。上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便是最好的例子。在1973年至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与1979年至1980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以后，世界范围内的石油供给大幅缩水，而与之相伴的，则是各国预防性需求的大幅增加，国际油价遂报复性上涨，致使世界经济出现明显的衰退迹象，在美国甚至还出现了自20世纪30年代到那时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衰退的同时还伴随着高通货膨胀，出现了所谓“滞涨”格局。这一思路得到了哈密尔顿等一大批经济学家实证研究的佐证。他们认为，供给型的石油危机正是产生“滞涨”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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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国际原油价格走势预估（下）

  ⊙陈宇峰 俞 剑

  地缘政治事件带来的不确定性，将会加剧2011年国际油价的震荡走势。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来自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事件直接触发了战后国际油价的首次大幅上涨，相继促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和“第二次石油危机”，开启了全新的高油价时期。2011年初，突尼斯、埃及等国家相继暴发大规模冲突，一直处于高位运行的国际油价在这种地缘政治风险高企的支撑下越发强势和坚挺。更为严峻的是，苏伊士运河是红海通往地中海的重要输油通道，倘若苏伊士运河关闭，石油运输成本就会增加，进而引起国际油价短期震荡。当然，这种影响是较为短暂的，毕竟通过苏伊士运河运输的石油仅占全球运输量的约3%。

  实际上，埃及社会动荡对国际油市的最大影响，并非苏伊士运河短期关闭，而是这种动荡正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在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蔓延开来。众所周知，中东地区向来都是世界石油的主要产油区，地缘政治事件的发生将严重影响正常的石油生产，而且由此引发的不确定因素又会进一步引起国际油价看涨。

  由于美国和伊朗仍然坚持各自的立场，最新一轮伊朗核问题谈判无功而返，伊朗核问题因此也是引发国际油价震荡的重大因素。可以预见，如果伊朗与西方的关系再次恶化，受到更多国际制裁将不可避免。如此，国际油价势必急速大幅攀升。

  在决定国际油价走势的三种角力因素中，有一种构成了国际油价的下跌压力。这就是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容乐观以及新能源发展势头。

  在早些时候结束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首脑和社会精英激烈争论世界经济的复苏前景。分析人士认为，虽然当前全球经济正在复苏，暂无二次探底的后顾之忧，但是却面临着冷热双重考验，复苏之路注定不会平坦，而且世界经济的发展重心正逐步由西向东、由南向北转移。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发布的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今年世界经济的增速为3.1%，比去年的3.6%有所下降。同时还估计，虽然美国正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持续最久、程度最深的衰退中恢复，但复苏速度之慢前所未有，甚至许多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速也将维持在低水平，而且由于财政开支急剧减少，部分国家可能会再次陷入衰退。其中，美国经济增长将放缓到2.2%，欧洲和日本经济增长更为缓慢，预计分别为1.3%和1%。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也给出了同样的预测结果，该组织最新公布的石油市场月度报告显示，全球各大经济体在2011年的经济增速较2010年有所放缓，OECD的增长率将从2.6%下降至2.0%，中国和印度的增长率分别下滑至8.8%和8.0%。鉴于各大机构普遍认为美国经济在2011年难以真正复苏，而从历来的数据看，美国经济发展始终是判断国际油价走势至关重要的参考标准之一，因而，美国经济持续低迷对国际油价将造成巨大下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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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国际原油价格走势预估（上）

  ⊙陈宇峰 俞 剑

  今年的国际原油市场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和国际局势。从总体来看，全球石油产量并不会有明显增加，而消费缺口将维持在每日400万桶左右的高水平。这种供给趋紧的信号，恰是国际油价上涨的动力。

  国际油价走势正受制于三种因素的力量对比。首先，美元走势疲软，国际石油期货市场迅猛发展以及全球石油供应的乏力都将成为今年国际油价看涨的强劲动力。其次，埃及与突尼斯的政治变局、伊朗核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等地缘政治事件又将引发国际油价剧烈动荡。最后，全球经济复苏步履蹒跚，美、日等发达国家经济继续萎靡，新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的积极开发，节能减排的国际呼吁以及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成熟，又将给国际油价造成巨大下跌压力。

  作为世界范围内各种贸易结算的基础货币，美元走势与国际油价的波动趋势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负相关。尤其去年下半年以来，为了刺激国内的经济复苏，降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美联储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大肆增发美元，导致美元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引发美元持续性贬值，这必将促使国际油价在2011年进一步走高。

  在过去两年间，各国政府为了应对经济危机，纷纷大幅放松银根，不断向市场注入资金，一时间，市场出现了流动性问题，国际游资力量开始集聚。然而，频繁的救市措施并未发挥出多大的政策效果，许多发达国家仍无法逃离经济衰退的“恶魔之手”，甚至出现了通货紧缩局面。而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去年经济增速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考虑到资本的逐利性，大量国际热钱将纷纷流入这些新兴经济体，致使这些新兴国家的通胀压力陡增。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在2010年就呈现出了通胀苗头，而且通胀预期在今年还将继续升高，这又迫使资金雄厚的国际游资纷纷涌入国际石油期货市场来逃避风险。

  大规模资本投机炒作行为势必引起国际石油期货价格的大幅攀升。以美国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的原油期货价格指数为例，进入2011年以来，石油期货价格一直在每桶90美元以上的高位运行，最高时达到每桶95.82美元，这显著高于2010年的整体水平。毋庸置疑，石油期货价格的高企必定会带动石油现货价格持续走高，不仅如此，期货投机者通常并不打算将手中的实物商品转移至现货市场交易，而总想通过抬高石油期货价格来从中获取差额利益。所以，投机对油价的推动效果，甚至可能在需求推动的数倍以上。

  中国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以及日益增大的消费基数都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一个极为急迫的问题就来了，我国能源消费快速增长的源泉是什么？未来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以及如何应对？

  首先，本轮能源消费的大幅回升离不开国内经济的快速复苏。2008年，“第三次全球性石油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爆发，使得世界各国纷纷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不久，我国出口贸易出现严重下滑，甚至出现贸易逆差，再加上本国经济的内需不足，致使我国在2009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仅为7.2%，较2008年下降了1.7个百分点。而另一方面，此次危机也为国家淘汰那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迎来了一次绝好的调整时机。毕竟，国内高耗能产业在危机来临之后出现了大量的库存，导致许多高能耗、低效益的企业被迫停产、歇业，甚至破产。

  但是，经济形势似乎并没有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当政府启动“四万亿”大规模公共投资后，国内经济随之开始出现了快速复苏。与此同时，我国的贸易出口也大幅增加，其中，2010年上半年的出口总额就达到7051亿美元，同比增长35.2%。在国内外双重需求的刺激下，国内许多高耗能产业在尚未调整的情况下，原有库存消耗殆尽。于是，高耗能产业率先进入复苏期。国家工信部公布的一项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国内六大高耗能行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完成投资14634亿元，同比增长16.3%，这一速度，远远高于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GDP同比增长11.1%）。

  不难发现，本轮高耗能行业的“扭曲性反弹”，是资源配置中起着自然淘汰作用的市场机制严重缺位，而为了提振经济，资金过多地流入到那些本已面临淘汰、但又能支撑经济复苏的主导产业——高耗能行业之上。不仅如此，由于高耗能行业相比技术型行业具备着明显的规模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那些原本应该“先调整、后复苏”的产业率先一步进入复苏期。因此，本轮高耗能产业的“报复性反弹”，不仅不利于短期内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更不利于实现2020年所中央政府所承诺的“节能减排”目标。

  其次，对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而言，工业能源的消费必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国内能源消费“增速快，基数大”的现状恐怕也不会有根本性的逆转。目前，从能源消费结构来看，太阳能、风能及其他清洁能源在一次能源中所占的比例仍很低，而且现在也只是处于前期投入阶段，离实质的大规模生产，仍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即使按最乐观的设想，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在未来的十年甚至二十年内都将不会发生根本性转变。这意味着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仍需要巨大的化石能源来支撑。随着我国经济体量的持续增大，能耗水平势必还要大幅上升，这种能源消费的“低效率”和“高污染” 并存的尴尬局面，无疑对我们是一个特大的警示。

  目前，国际油价正稳定地维持在每桶80美元以上的高位运行。根据美国能源署（EIA）发布的《短期能源展望（2010）》报告，国际石油均价在2010年和2011年将分别达到每桶80美元与每桶84美元，远远高于2009年每桶62美元的水平。不仅如此，国际油价在未来的十年内上涨空间较大，总体上趋升已然成为行业人士的共识。

  而国内的成品油价格也在不断地冲击着世界最高的油价水平。自从2009年以来，国内成品油价格曾出现八次大幅调整，最近的三次调整皆为上调，这个信号强烈地宣示，一个全新的“高油价”代已然来临。4月14日国家发改委宣布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是过去5个月里的首次调整。不难发现，此次油价的上调显得有些滞后于国际油价的上涨。更为确切地说，这次调价更像是政府为了平衡各方利益集团的选择。事实上，在过去的近5个月内，国际油价每桶已经上涨超过了10美元。同样遭受外部国际油价的严重冲击，国内两大石油巨头所承受的结果却截然不同。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计算，中石油2009年盈利不佳，全年净利润为1031.7亿元，同比下降9.4%。同期，中石化在2009年却赚得盆满钵满，全年净利润为612.6亿元，同比利润翻了一倍多，比上年增长109%。很显然，来自外部市场的油价冲击，并没有真正影响到中石化的正常经营，相反，飙升的国际油价却为其带来了更为丰厚的利润和巨大的发展空间。

  然而，国内两大石油巨头却同时以“亏损”为由不断呼吁政府实施涨价。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不断上涨的国内油价必然对国内的经济增长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甚至会影响复苏，拖累整体经济走上健康稳定的发展道路。再说，中国经济也尚未完全从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出口形势尤其依然严峻，国内消费不足，通胀压力较大等问题始终困扰着政府。

  在今年的两会中，温家宝总理曾明确提出，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稳固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努力确保国内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的目标。纵观2009年的经济发展可以发现，国内汽车行业的异常火爆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而此次成品油价格的上调又必将对汽车行业的发展前景造成不小的冲击。

  不仅如此，频繁的油价调整和持续走高的国内油价，都将不可避免地降低国内宏观经济增长潜力以及众多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国内许多学者认为，高油价这个不速之客，不仅会引发国内宏观经济中的新一轮通胀危机，而且高油价所带来的高成本必然会扼杀中小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创新空间。更为严峻的是，如果高油价态势得不到有效遏制，那么下游企业的成本将大幅增加，进而引发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并最终导致CPI的大幅攀升。更不要说，始终处于高位运行的国内油价对即将来临的石油消费旺季无疑又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尤其是经济危机以后，对于在中央政府“4万亿”投资中没有得到有效照顾的民营企业而言，油价的上涨意味着成本的增加和利润空间的进一步缩小。无论如何，民营企业对石油的有效需求如果大幅下降，将大大推迟企业复苏的步伐。

　　不妨横向比较一下这些国际石油巨头之间的利润率。统计数据显示，埃克森美孚、道达尔、壳牌公司2008年的净利润率分别是9.8%、6.6%和5.7%，而中石化是2%，中石油仅1.94%。数据还显示，中石化和中石油的效率仅为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的二十三分之一，而中石油、中石化员工的平均工资是国人的约4倍，相当于埃克森美孚的六分之一，也就是说，油老大的人力成本约等于美国的4倍。

　　除了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成本优势之外，还有一个可比较的指标则是员工的数量。2009年二季度，创造4429亿美元收入、在全球500强排名第二位的埃克森美孚的员工8万人，人均实现收入高达553.625万美元，而创造2078.14亿美元收入、名列第九的中石化，目前员工总数是66万人、用工人数高达106.4万，每个正式员工的创造收入只有31万美元左右，如果算上全部用工数那大概只有国际标准的1%左右。冗余的人员，极为低下的生产效率，再加上之前所说的高昂人力成本，使得国内整个石油行业出现“高价格、高成本、低利润、高补贴”的多元悖论格局。

　　解开国内石油行业的多元悖论格局，其实也是一个最传统、最经典的委托代理问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作为国内最大能源金融市场上的最大代理人，其本意不仅在于运作庞大的能源产业，获取一定的利润以其冲击国际能源市场上的最大定价权能力，而且还需要为国内高速的经济增长提供坚实的能源保障，不至于在现今国际投机势力蔓延的国际能源市场风险中翻了刚刚起锚航行的大船。现今的国际能源市场，与十年前已大不相同，大量的主权基金、投资机构以及私募资金都充斥在这个原本不太大的盘局，再加上全球泛滥的资本流动性，使得国际能源价格很容易成为脆弱宏观经济体系的一个不速之客。因此，这时候，中石油、中石化作为国内能源市场的巨头，其肩负的市场责任比任何时候、任何企业都要艰巨得多。如果能合理处理能源市场的价格风险性和安全提供性，那么实现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指日可待。但问题是这些拿着最丰厚利润的国有企业在减少能源成本的创新动力和熨平国际油价波动的风险动力究竟来自于哪里呢？是否存在激励机制呢？

　　很显然，作为主管部门的发改委和这些国有企业的老总非常清楚其间的利害关系。一旦遇到市场波动或者企业利空的消息，这些油老大马上可以通过各自的渠道上诉到上级部门，以求得到更大的行动空间和资源动员能力。2009年7月底，当遭遇国际油价的下调盘整阶段，根据公布不久的石油价格管理办法，发改委准备下调国内成品油价格时，中石油、中石化不是就急忙以亏损面为由与国家发改委有关部门积极沟通，希望马上“完善”和修改新的石油价格管理办法吗？两大石油公司规避能源市场风险的脆弱性由此可见一斑。

　　有不少乐观人士表示，中国在国际原油进口市场上高歌猛进的速度，恰可说明中国在全球经济低迷下已率先开始走出危机。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转型经济体，中国在资源的密集投入、工业化以及高速经济增长的互动发展过程中，对石油等基础性资源的依赖程度与日俱增。从2003年起，我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BP公司最新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报告（2009）》显示，2008年中国的石油消耗量已高达3.757亿吨，占世界能源总消耗量的9.11%。由中国石油需求量的复苏性增长而判断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可能，当然也顺理成章。

　　不过，乐观主义者还必须注意到，11月1712万吨的进口量，已使得中国在今年前11个月的累积进口原油数量达到了1.83亿吨，同比增长首次超过了2位数，而累计进口原油量也已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进口量（1.79亿吨）。另一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同日公布的11月国内原油产量为1567万吨，继续之前的同比下降趋势。也就是说，中国原油总需求量和国内原油生产量之间的缺口正在不断拉大，看趋势，今年很有可能超过去年49.5%的石油进口依存度，如果成真，那2009年将成为首次跨过50%国际警戒线的标志性年份。如果我们承认石油资源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作用，那么就必须看到，超过了50%的石油进口依存度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安全性也在削弱。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一项研究估计，国际油价每上涨10美元，会拉低中国经济0.8个百分点，而同时增加通货膨胀0.8个百分点。

　　自2002年迄今，“第三次全球石油危机”已持续了长达6年之久，国际油价一路攀升，并创造了147美元一桶的历史天价。尽管中间曾遭遇的史无前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部分甚至全部掩盖了此次石油危机对全球工业生产基础的摧毁性打击，但不可否认的是，国际油价的持续上涨，对石油进口国的生产预期和石油出口国的消费预期的影响绝对是致命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高油价所带来的消费抑制预期，可能与诱发美国次贷危机的房价下跌现象之间有种因果的关联性，而进一步催生的金融危机彻底引发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而作为石油进口大国的中国，在此次全球经济危机中，我们不但损失了以出口贸易为主的中小企业的生产能力以及国民日益成熟化的消费预期，而且抑制了生产和消费需求的高油价还在某些环境条件下催高诸多国内资产的价格，使得原先在工业生产上的或者应该配置在工业生产商的资源大量配置在引发经济危机的金融资本上，进而大大提高了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运行风险。

　　在传统的两人“囚徒困境”中，人们可以通过一个信息交流的有效磋商机制来走出这一传统困境。但是，要在宏观层面上达成多人的磋商机制，不仅非常昂贵，而且由于廉价的个人“搭便车行为”更使这种昂贵的磋商机制形同虚设。当然，并不是没有走出这一宏观困局的任何机会。最有名的思路是由凯恩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所提出的“赤字财政政策”：既然造成经济危机之困的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个人有效需求不足与由此所积累下来的社会产能过剩矛盾，那个人理性决策的社会性经济危机似乎就是这一困局的纳什均衡解。要想打破这一长期稳定的均衡之困，就必须由政府出面，不断加大对社会的财政支出，甚至不惜以政府赤字的巨大风险也在所不辞。一向谨慎稳重的英国人，此时不担心这些巨额财政支出的投资去向，政府只要有敢于冒赤字风险的能力，就会走出经济危机的泥潭，而且赤字越红就可能越快走出危机。

　　但是，美国人并不信赖政府能够全知全能计算出所需的最佳财政投资规模，而且如何合理花费这笔钱，恰是那些美国人最为担心的一点。如果把这笔从纳税人身上所缴纳的财政资金投向那些本来就不缺钱的大资本家手中，那无疑是拿那些没钱的穷人补贴那些有钱的主。而把钱先集中在具有生产能力的人手中，走出经济危机，然后再通过其他渠道还富于民的逻辑，在人类历史上已有很多次不可实现性的教训。而另一方面，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滞胀”之痛使得一整代美国人都苦不堪言。他们因此反而更偏向于相信私人企业的重要性。美国以公众企业为基础的强大股市支持这一市场力量的动员能力。而且，美国人也认定那些毫无方向的财政投资不仅得不到回报，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这些公共投资的高歌猛进很有可能会挤占出社会中大量的私人投资，大大减少本已稀少的投资活力。

　　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就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对半导体芯片行业的大规模投资失败案例。当时的美国人都很担心会失去对半导体或芯片行业的绝对领先地位，尤其是会败给当时不可一世的日本人。政府财政决定每年拿出1亿美元，发起成立一家名叫“半导体制造技术产业联盟”（Sematech）的研究机构，尝试以国内生产商的芯片来打开日本的市场。结果呢？不仅没有达到当时市场领先地位的产业规模，而且有些公司在看到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Sematech）在做同样的事，就把原本投入到基础研究中的资金全部撤回了。最后，那场领导20世纪末期的新经济革命，还得归功于一家名叫INTEL的美国私人公司在美国政府放松管制之后才脱颖而出。

　　不过，在对金融高管限薪的初衷和惩治力度上，欧美还是各有不同的理解和尺度。按照欧盟达成的共识，银行高管的薪酬必须建立在长期公司经营业绩上，构筑一种更为稳固的银行业绩与经济增长关系，以避免再次产生之前由于短视金融文化所产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一向在金融高管限薪上咄咄逼人的法国总统萨科奇一路推销其法式限薪方案：要确保50%的薪金推迟三年发放；对发放浮动薪酬所需款项占银行总营业利润的比例设定上限；对金融业征收特别税项；所得税收可用于旨在为零售银行存款提供保险的全国性计划等。而英、美明确反对这一方案，他们认为，不应为此设定上限，而应把重点放在修复金融体系、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上。已在风口浪尖上的英国银行协会在G20召开之前提醒布朗首相，欧盟提出的高管限薪方案可能会对大多数银行家薪酬支付产生实质性风险，将导致国内顶尖金融人才流向另一个金融中心。而在金融高管限薪上强硬的奥巴马尽管一再强调“不要再向自己发放巨额奖金，进一步地‘挥霍’公众的信任”，但从他目前的态度来看，已不太支持再降低高管的薪酬了。

　　在眼下的国际大环境下，欧美国家此时对金融高管的清算力度存有争议似乎不可思议，但从欧美双方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历史传承上看，却是很容易理解的。以法国、德国为核心的欧盟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由于长期受到欧洲历史上的工人运动的影响，已被工会力量深度制约，一旦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首先下手的很有可能不是工人，而是那些具有控制权的大股东和高管。所以，无论是从危机的诱因，还是欧盟的历史遗产来看，都会把矛盾指向金融高官的薪酬上，一则为了捍卫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二则为了安抚民众，构筑更加稳固的社会基础。而在英美传统下的公司治理模式，更强调保护中小股东，对大股东的监督和制衡力量更多来自市场的系统激励和压力。如果过度压制企业高管的绩效工资，可能会抑制这些高管的积极性，从而导致市场整体绩效的下降。自然地，一旦有所风吹草动，也是市场淘汰法则。再回头看一下奥巴马在执政之初对美国金融高管的限薪令，很有可能只是一项迎合政治选民的缓兵之计。而今，羽翼渐丰的奥巴马政府也自然会向美国传统下的政策价值回归。

　　◎陈宇峰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副教授

　　如果说经济繁荣期是消费者载歌载舞大肆吞食的时候，那么经济萧条期则便是那些富有雄心抱负的企业家大展拳脚之际。根据《金融时报》2009年的最新排名，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27家中国企业，中国石油、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移动更跃居前5，总市值1.4万亿，超过那些具有悠久历史继承的优秀跨国大企业，比如沃尔玛、ATT等等。按理说，目前正当大跨国公司此般示弱之际，也正是日渐强大的中国企业实力组建庞大海外兵团的最佳时机。无论是理论逻辑，还是历史经验，都是如此。不过，中国企业海外拓展之路似乎并没有我们想像得那么顺利。且不说四川腾中民企用5亿美元收购一个有名无份的悍马品牌，而最近中铝购并力拓失利，使得中国有史以来最大一项雄心勃勃的海外投资案胎死腹中。尽管中铝可获得力拓1.95亿美元的毁约费，但这还不足以弥补期间的筹资费用。

　　显然不能把这常交易失败简单地归结为地缘政治作祟的结果，但如果因此把反思转向于投资规模更小和战略性更低的铁矿企业，那么注定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之路永远不会有成功的那一天。

　　环视今日世界，中国对铁矿石市场的强大需求是不容小觑的重要力量之一。中国经济的跌宕起伏直接影响着千里之外的大宗商品价格，这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的战略优势，是日本、韩国钢铁公司所无法比拟的。这当然也是当初力拓面临着财务困境时寻求中铝合作的最主要原因。可为什么手中握有如此强大市场王牌的中国企业结果却遭遇滑铁卢呢？

　　对于一直处于国际铁矿垄断地位的力拓来说，重要的是如何持续地保持这种垄断势力，这并不仅仅是地缘的结果，更是一种力拓企业的市场策略。目前，世界铁矿石供应主要由巴西淡水河谷、力拓和必和必拓三家垄断。其中，澳大利亚的矿产资源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2007年，在大宗产品价格升值高位期间，财大气粗的力拓不惜高价收购了加拿大铝业，以扩大其规模优势，但为此背上了近400亿美元的债务。正因为如此，当去年金融危机来袭之前，面对大宗商品价格急速下跌和死对手必和必拓的虎视眈眈，无奈之下的力拓首席执行官艾博年来到中铝，其意不言而：看中了中国庞大的市场优势，力图通过一系列的并购之后实现横向一体化。不过，这对于急于打开国际市场的中国铝业来说，同样也看到一种国际化的机遇。这场交易自然一拍即合，中铝联合美国铝业以140亿美元买了力拓9.25%的股份，成为力拓最大单一股东。不过，有意思的是，中铝并没有入住董事会的决策之意。这一举动受到了澳大利亚政府以及民众的普遍支持，唯一不爽的是本想占尽力拓便宜的必和必拓。